这种荒谬绝伦、腐朽没落的反宪政观点不仅在历史上注定遗臭万年，而且在中国思想界乃至现实政治中根本难以立足，以至于郑志学不得不戴上厚厚的面具隐身起来，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
鉴于政府信息已客观上不存在，判决公开已无实际意义，因此可以依法判决确认违法。二是对于行政机关依法负有制作、保存或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的职责，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没有实际履行导致不存在的，属于《条例》规定的典型政府信息不存在情形，要区分政府信息公开和不履行法定职责两种法律关系，只要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据事实作出了答复，并尽到了合法告知和没有依法履行职责的合理说明，即可认定行政机关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职责。
尽管在实践中政府信息不存在情形错综复杂，但在法律内涵上，却并非是莫衷一是的，而是有明确标准和界定的。二是适当增加原告的推进义务。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的裁判方式针对实践中复杂多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情形，法院应严格遵循政府信息不存在的法律内涵，去伪存真，在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裁判。为有效预防行政机关滥用信息优势，维护相对人的知情权，司法审查需要发挥职能作用，严格掌握法律内涵，合理确定举证责任，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的有效落实。二是相对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范围，但由于种种原因，行政机关实际没有制作或获取相关信息，这里的原因既可以是客观上因事实、条件不具备而未制作或获取，也包括主观上履行职责不到位而没有制作或获取，因而导致政府信息不存在。
为此，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应在恪守行政诉讼证据基本规则基础上，充分考虑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在此类诉讼中的举证能力和难易程度，公平合理确定举证责任和义务。三是相对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范围，行政机关曾经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过，但由于工作疏漏或管理不善而丢失，导致向相对人公开不能，形成政府信息不存在。首先，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统一，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王振民，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只有励行法治，切实确立宪法政治，才有可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彻底解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和体制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如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如果政治体制和宪法规则长期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状态，很难长治久安。
宪政和法治则是国家的骨骼和神经网络。英国是在1701年制定《王位继承法》以后，美国是在1789年宪法生效、正式立国之初，就先后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按照宪法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政权体制和活动准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协调，保证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保证国家机关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宪政的功能就在于，即便出现这种情况也不用担心，无论什么样的人当政，都不可逾越宪法和法律划定的权力界限，都要按照法定版本演出。一直以中国为师的东邻日本，19世纪中期在同样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跃跨入列强行列，其主要原因是在亚洲第一个制定了宪法、建立了宪政，立宪行宪成功，顺利完成了宪政转型。在这方面，我们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宪法实施的有效保障，包括健全宪法实施的具体制度，开展对宪法实施的经常性检查监督，及时地纠正违反宪法的现象，切实把宪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我们不仅要谈宪政，而且还要建设宪政，要建设比资本主义宪政更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把关于的政治的学问叫做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原因。参见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现在要实现并维系统一，必须靠宪法政治，在法治基础上实现并维护统一。
是法律高，还是民选领导人更高？当然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民选领导人比人民间接通过自己的代表制定的法律更具有权威。即使是民选政府，其行为也要受严格的监督和制约。
因为我国宪法本身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每次宪法修改也都是党中央提议并提出修正案的，宪法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党的意志最刚性的表达。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长期抓下去，坚持不懈地抓好。
参见萧国亮：从世界经济史的视域看中国的长远发展及其地位变迁，《中国经济》，2010年第8期。英美宪政体制改革一旦完成、确立，就进入几百年的政治稳定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可以有瑕疵，有赤字，不完美，但不能没有宪政和法治，不能有宪政赤字和法治赤字。但是正确的答案到底在哪里？考察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政治的、经济的等多角度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励行法治，切实确立宪法政治，亦即宪政，才有可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彻底解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和体制问题。第二，宪政不仅要求政府权力必须是有限的，而且还要求国家权力的配置必须科学合理，协调高效。其次，我们目前的宪法政治不仅要处理好大陆内部的各种政治问题，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而且还要能够包容统一后的香港、澳门和台湾。
我们的民主从价值取向上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建设者的民主，民主的范围大为扩大。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实施宪法政治是我们经过60多年艰苦探索，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出的结论，是能够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实现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2]总书记重提历史周期率，就是让全党不要忘记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找到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可长可久的制度和体制，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久治安。
我们很庆幸我们的人民和历史对我们如此宽容大度，再次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清朝末年，统治者曾经本能地尝试过立宪，希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但是没有能够成功。[13]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实行多党制，但是不管党派的名称叫什么，不管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换来换去，换汤不换药，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保护资产阶级利益。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美国发达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具体而言，包括：第一，如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如何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如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特别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治国方略，1999年并写入宪法，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飞跃，法治不再仅仅是手段、工具，更重要的是战略目标，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价值取向。从中外立宪行宪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我们党能够积极主动主导宪法政治建设，确立法治，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一定能够切实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最终实现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的有机统一。
[23]三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科学配置国家权力，包括横向的人大与一府两院的权力配置以及纵向的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合理划分。黄炎培先生十分好奇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回答、解决这一千古难题。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其结果一定是宪法政治。法制的实质就是建章立制，确立规矩。[11]美国的州其实是我们对英语State一词的误译，State确切的意思是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超过30年没有发生过内战、外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30多年来民主法治的发展，使得大量矛盾纠纷可以通过法律得到较为公平合理的解决。
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能够解决，而且应该解决得更好。假设大清皇室和政府能够积极主动、自上而下去推行宪政，不是让民众自下而上去逼迫，宪政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极大。
在宪政体制下，国家尊重保障基本人权，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人民与政府形成健康和谐的互动关系。如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四是宪政为一切纷争提供了法定解决的渠道和方法，杜绝了私人暴力、自力救济。20多年来，三任党的总书记、历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都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宪法实施监督程序，可见这个问题之极端严重性和重要性。